王正青 岳川洋 | 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基本流程与技术路线
作 者 简 介
王正青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岳川洋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摘 要
学术场域中的问题基于而又抽离于普通生活，它必须被纳入特定的概念框架，继而形成能被探讨的、论证的问题。从所选择的议题看，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问题研究可分为专题类、区域类、综合类三种类型。比较教育问题研究有其自身的学科规范，在研究起点上要避免泛化真实问题，在研究情境上要理解异文化教育特性，将数据式循证研究作为强力支撑，以此达到批判建构学科知识与理论的终极目标。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必须遵循主线，从识别问题到分解问题，再到基于问题属性确定研究方法，最后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和挖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此形成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基本流程与技术路线。
关键词：比较教育；问题研究；议题选择；学科规约；技术路线
一、问题提出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美国社会科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到，“问题意识是一个人接受新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在认清问题之后，才能思考解决方案。”学术场域中的“问题”与普遍意义上的“问题”有所区别。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曾探讨过“什么东西是美的”与“什么是美”两个问题的不同之处。前者答案无疑是具体且明确的，后者答案则侧重美的共性，是关于审美的一般问题。前者属于感官体验类的问题，后者则需要基于抽象概念加以严密论证。因此，研究学术场域中的“问题”即“问题研究”，需要基于而又抽离于普通生活，将“问题”从日常谈论的话题中提取出来，纳入特定的概念框架后形成论题。在教育研究领域，问题意识指研究者对研究主题内在问题的认识和敏感性。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的基石，促进了理论的深化和方法的创新。
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导向肇始于霍姆斯（Brain Holmes）的问题解决法（Problem Approach），而此前的研究主要基于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分析范式。早期学者如朱利安（Marc-Antonie Jullien）、贝雷迪（George Z. F. Bereday）、诺亚（H. J. Noah）、埃克斯坦（M. A. Eckstein）等都寄希望于实证主义分析范式，以期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建立典范。直至20世纪60年代，比较教育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实证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相对主义否认了科学中的绝对理性，这让霍姆斯不得不反思“主义之争”是否真的能推动比较教育研究发展。于是他将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有机结合，不再囿于方法论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问题解决法”这一比较教育研究新范式。在《比较教育：对方法论的思考》一书中，他深入探讨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问题解决法，并将其概括为五个步骤：问题的选择与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相关因素的鉴别与验证、逻辑预测可能结果、比较和验证预测结果。“问题的解决”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运用发展性、创新性的视角与思维来多次重新审视问题并逐步拆解问题。“提出新的挑战、开拓新的可能性、从全新的视角审视旧的问题，都需要创新思维的支持，这也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问题”水准的提升能够促进并反映学科的进步，比较教育学研究应通过持续创新地探索教育实践改革和教育理论发展的各种问题，来实现其学术价值。
而在当前，比较教育研究类的论文仍不乏问题意识淡薄现象。一是表面化比较，论文仅仅对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基本的数据比较，而未深入探讨背后的文化、政治、经济因素。这种分析忽视了教育现象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二是缺乏理论框架，论文可能汇集了大量数据，但没有明确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分析数据。例如，一篇探讨“不同国家教育成就”的论文，如果没有依托特定的教育理论或社会理论，其结论可能显得肤浅和无指导性。三是研究目的和问题不明确，论文可能有“主题”而无“问题”，更无解决问题的意识。比如，一篇探讨“中美教育差异”的论文，如果没有聚焦研究的具体方面（如教师教育、学生评估等）就开始着手研究，就会在研究过程中陷入缺失方向感的困境。四是未关注教育政策的实际影响，研究可能集中于理论和政策的描述，而忽略了这些政策在实际教育场景中的执行和影响。例如，一篇分析某国教育改革政策的论文，如果没有考察这些政策在学校和课堂层面的实际应用和效果，就可能无法全面评估政策的有效性。细究这种问题意识淡薄现象的背后原因，首先可能是因为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导致许多研究单纯地为量化而量化，忽略了深层次的问题探究。其次是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学术出版的压力可能导致研究者追求快速发表而非深入探索。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理论背景的不足，使得研究者可能缺乏必要的理论背景，无法识别或构建重要问题。对此，如何有效识别比较教育中的关键问题、如何在研究设计中整合问题意识、理论与实际问题如何相互影响、案例研究如何促进问题意识等问题均值得探讨。回溯问题本源，将问题研究落到实处，比较教育研究就一定能彰显其独特光芒。
二、比较教育研究中问题研究的议题选择
比较教育领域有多种类型的研究，如描述性研究、理论性研究、政策分析研究、比较案例研究、未来趋势研究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类型和拟解决的问题特质来看，可以分为专题比较、区域比较和综合比较三种议题。描述性研究强调基础数据和现象的观察，而理论性研究关注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这两种研究类型的结合促成了专题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形成，即专注对单一主题或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理论探索。政策分析研究提供了对教育政策在不同地区影响的理解。这种宏观视角有助于区域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形成，即关注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以及它们在局部环境中的作用和效果。比较案例研究的深入个案分析和未来趋势研究的长期视角共同促进了综合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发展，综合类议题旨在结合不同主题、区域或时间段的教育现象，提供跨领域的深刻洞察和整合性分析。问题研究离不开区域研究，区域研究总包含着同类别专题，而综合类比较往往基于同专题或同区域纵横展开。无论何种议题特质，将研究思路不再局限于对固定分析单位的比较，便已是向问题研究迈出了一大步。
（一）专题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
专题比较将“同类问题”作为基本前提，把各国相同类型的问题并置比较，其目的在于发现各国在同一问题中的特征与共性。开展专题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如果没有进行系统的学术探索和反复思考，研究人员将很难从“比较视野”中发现隐含的信息，仅仅依靠数字数据、文字材料或闲谈散记来获取表面特征信息，或依靠“宏大叙事”来揭示教育问题的表象。
梳理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比较教育研究》和芝加哥大学主办的《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两份代表性的专业期刊发现，比较教育研究越来越聚焦具体问题。《比较教育研究》在2013—2023年发布的2033篇文献中，2013—2016年除国家名称外排名前三的关键词分别是“改革”“政策”“比较研究”，表述宏大且指向不明。2016年以后，关键词逐渐聚焦化，“创客教育”“校园欺凌”“课程标准”“公民教育”“海外分校”“教育援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成为高频关键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比较教育评论》中。统计该刊2013年以来刊登的537篇文献发现，2013—2015年间的关键词中，诸如“Inequality”（不平等）、“Equity”（公正）、“Governance”（治理）等价值性词汇频率很高，而2015年以后问题导向的领域词汇，比如“Class Size”（班级规模）、“Citizenship”（公民身份）、“Shadow Education”（影子教育）、“Academic Achievement”（学业成就）等逐渐增多。
新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着眼于不同地域、层次、民族文化形态以及教育类型之间的差异，以此来深入探讨中国教育变革中的“变”与“不变”，并将其作为“深层文化比较”的核心内容。我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当下更迫切需要比较教育研究真实存在的“微观问题”。只有在把握历史语境的前提下更准确地定位当前的行动诉求，才能在教师队伍建设、学校体制改革、课程文化转型、教育模式变革等方面作出真正建树，才能真正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变革依据并取得积极成果。
（二）区域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
区域比较将“同类圈层”作为基本前提，包括地理、行政、文化、民族、宗教等圈层，旨在探寻共生的法则与原理。这种探寻基于对教育区域特征的理解，继而寻求特定文化环境下区域教育变革的因果关系。开展区域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并非将比较教育学置于关注个别世界中。深入探讨教育区域的重要性和多样性，必须以问题相互关联为前提。因此需要从实际案例中提取抽象概念，在特定探究某类区域特质的基础上细致划分个别区域，升华至更高层次的一般性后，便于从内在脉络链接教育的核心议题，例如检查两个或多个分析单元的特征是否具有普遍性，探究其在不同区域的呈现形式和意义。虽然横向比较并不能完全揭示教育的普遍规律，但在特定环境中这种比较仍然可行。
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广泛开展了区域层面的问题研究。同样以《比较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评论》为例发现，这两个刊物近年来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一是关注全球议题和区域间交流，包括全球教育挑战与应对、区域间教育流动、区域教育一体化等主题；二是重视区域关注对象层面的多元化，以东亚、中东、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拉美等区域为主题的文章出现了明显增长趋势；三是强调区域比较的本土立场，从被研究区域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出发，从地方视角去理解和分析教育问题。
新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应着重识别并深入探究圈层意义基础上区域间的“核心问题”或“研究问题”，再有序开展区域间具体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比较教育学一直在努力“比较、抽象、综合和概括出他们隐含、体现和表征的各种教育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总体教育生命生态共性、规律、价值及其新品质和新走向”。在此努力方向上，区域间教育问题比较研究首先应发挥其评价功能，分析何种区域教育形态或制度更为优良，区域之间是否能够找寻相似的通则或者鲜明的差异，以此为政策制定或具体实践中的相互借鉴提供判断依据。同时，应发挥比较教育学科的“因果分析”功能，去除单一线性化因果分析法则，深入分析何种原因以致区域教育出现问题，预测区域教育的政策能否在另一区域的文化脉络下显现相似的优良结果。
（三）综合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
综合比较是对国际教育现状和趋势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旨在揭示各国教育制度和实践的共同规律、发展趋势以及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根本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综合比较是将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和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多层非线性维度相结合，来确定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这等综合类比较尤其考验研究者的细分能力，毕竟同一历史发源地下、同一文化浸润下也可能存在后续分化。例如，在中国内陆，儒家文化深入人心，影响着大多数家庭、学校和学生。然而历史文化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经久不衰的儒家文化传统，其内部也有各种分支和派别，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更是千差万别。究其原因，“文化在其本性上就是异质性的，不仅在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是相互异质的，而且同一民族国家的文化构成往往也是异质性的”。“专题”以“同类问题”为基本前提，提取出同一区域内的共同问题展开综合比较，研究者才能逐步明晰教育与社会其他要素的本质关系，进而作出愈加科学理性的教育决策。
专题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集中关注一个特定的教育问题或主题，通常专注于狭窄的研究范围和具体的教育问题。区域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聚焦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教育问题，重视地区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索地域差异如何影响教育政策和实践。而综合类比较教育问题研究与前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一种跨领域、多维度的方法来探究教育问题。这类思路不局限于单一主题或特定地区，而是涉及多个教育主题和不同的地理、文化背景，力求揭示教育现象和问题的综合性和相互关联性。
新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应注重问题视角下广义区域化、具体专题化的综合研究。我国教育问题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区域各异且纷繁复杂，这种综合类比较的研究思路可以更真实地揭示我国教育改革的现实场景，并且也避免只用简单化线性因果关系的原则来解释我国教育问题。在综合比较中，不能超越解决教育问题所许可的客观条件。综合比较的本质是为了避免仅凭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意愿，将某种不切实际的教育理论作为现实行动的政策依据。
三、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学科规约
学科规约指的是某一学科内共同认可的研究规则、理论框架、方法论和实践准则。这些规约界定了学科的范围、研究的重点和方式，以及学术社群认为有效和合法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起点、研究情境、研究手段、研究目标与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规约以及针对问题研究的规约相结合，可以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方法论框架。就研究起点而言，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规约从实际的教育问题出发，避免泛化和简化问题，这与其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和多维度分析相一致。在问题研究的规约中，比较教育研究则需确保问题的提出基于深入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理解，避免在不同文化和教育系统间简单转移观点和假设；从研究情境来看，比较教育研究的学科规约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特性，符合比较教育研究中跨文化视角和历史社会背景考虑的要求。在问题研究中，研究者则应通过对教育问题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分析，揭示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研究手段方面，数据式循证研究强调实证方法的应用，与比较教育研究倡导的多方法论应用相契合。为了与针对问题研究的规约相结合，研究者应确保研究问题的解决方案基于实证数据和科学方法，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和效度；于研究目标层面，批判性地建构知识和理论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核心，符合其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科规约。而在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只是基本环节，还应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和重构，以适应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需求。
（一）研究起点：避免泛化真实的问题
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导向是“避免泛化真实的问题”，即“发现的问题是否有效”。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核心依旧是“问题”，即除了问题的解释力，研究者是否在关注真正的、真实的问题，是更为本真的探讨。如对问题类型、性质等维度的理解失之偏颇，则表面上似乎是在剖析问题，而实际上已经忽略问题。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真实问题的泛化表现为缺乏对本国真实问题的最低标准的意识、关心和责任。描述他国基本事实，可以是为了反思“自己”，也可以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寻找可能的良方。故而描述性研究绝对不全是问题意识淡薄的研究，此处指的描述性研究多是“A+B”式，笼统地一概而论，即前面介绍国外经验，结尾却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启示。这种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教育现象、数据或政策的表面描述，缺乏深入探究和分析。这种描述通常是客观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没有深入到事实背后的原因、影响或潜在意义。其次，问题意识淡薄的描述性研究往往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或问题。该类研究既没有针对特定的教育问题或议题进行研究，又未明确研究为什么选择描述某个特定的教育现象或政策。最后，问题意识淡薄的描述性研究往往没有充分的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支持。这意味着研究缺乏对现有知识的引用和理论的支撑，无法将描述性内容放在更广泛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考量。问题被泛化，结论自然也是模糊笼统的，这样就没有基于描述来提出具体的见解，因此对理解或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的贡献有限。倘若描述教育现象与对比行动策略不优先考虑研究目标是否真的有意义，不提前探讨研究内容能否真正推动教育发展，就偏离了“真实问题”最根本和最实际的目的。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基于问题解决”的指导思想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的纵深度和学术性，激发出更多的创新思维。其中，“问题意识”则为“真理性知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领域的普遍规律。
（二）研究情境：理解异文化教育特性
比较教育问题研究需要置于异文化的研究情境，并在这情境中理解异文化的教育特性，即“对问题的理解是否有效”，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一定要突破文化屏障。文化屏障指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受到限制。这种文化屏障使得研究者不得不在理解异文化之前，首先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限制，从而可能会出现“误读”的教育现象。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教育现象具备差异性，差异根源就在于文化，而文化又由历史、地理、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而成。因此，我们的确无法避免“误读”，难以做到对异文化情境及其教育进行原汁原味的解读。将研究置于异文化情境中，才有利于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充满历史与时代的韵味，极具多元化姿态，从而帮助教育实践者、研究者甚至公众形成包容心态，打开国际视野。
很多教育现象、教育活动或教育问题都是抽象的、无法直接观察的，并且还有一些难以用实践来检验、难以用量化方法进行研究。除了表层可测量的教育现象外，许多研究仍难以单凭实证研究得出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系。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绝对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在操作层面难以达到，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消除其本质的社会属性，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常规经验、个人偏见、个体兴趣、主观判断的影响。“仅仅依靠学生的学业结果并不能把学校教育的结果与过程相联系，只有通过质性研究，才能真正理解教育过程的性质及其结果。”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梅斯曼（Vandra Masemann）于1976年提出“学校民族志”（School Ethnography），基于民族志的理念，梅斯曼探讨了中小规模的团体活动及个人活动的“质”，采用了多种具有明显的现象学、自然主义和有机整体观特质的典型方法，如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三角互证法。顾明远先生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深入探索文化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影响个人、群体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客文化，比较教育学研究者“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从而获得更加可靠的资料，更全面地把握客文化的实质。”
（三）研究手段：善用数据式循证研究
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强力支撑是“善用数据式循证研究”，即“对问题的理解是否可信”，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最终不仅呈现相关客观事实，还要深入探讨事实背后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避免研究结果流于浅层化和新闻化。剖析教育问题需要结合调查和取证，不能单纯依赖于思辨和推理。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常受诟病的是“解释力”，即相对理解真实的问题后，研究者能否使人信服自己的理解。如若缺乏对现有研究的充分理解和引用，未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分析，描述性研究可能仅能提供表面层次的描述而缺乏深层次的论证。例如，只列举教育数据而不探讨数据背后的意义；只介绍国外教育制度和政策，回答“是什么”这一问题，而难以回答深层次的“为什么”介绍和介绍后“怎么做”，即研究意义和结论两个层面的问题，那么便很难判定这份研究是否通过“描述”或“介绍”为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以问题为导向”的比较教育研究致力于相关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必然要求研究者具备新的学理特质，对曾经的研究思维提出挑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不再局限于课堂内部的教学过程，甚至超越了学校范畴，成为一个个全新的社会现象，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低下、教育机会不平等、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同时，在发达国家，教育问题也逐渐从学校转移到社会，例如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职业教育和培训等问题。由此，必须借助大样本数据和信息的统计分析来解决问题。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UIS）、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IEA）、世界银行（World Bank）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教育数据库。OECD提供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等数据，可查询与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种教育指标；UNESCO-UIS提供的数据集多涵盖教育参与、学校环境、毕业生就业、教育支出等宏观性数据；IEA提供诸如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TIMSS）、国际公民与公民素养教育研究（ICCS）、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IRLS）等测试数据，可查询与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学生的学习成果、学习体验和学校管理；世界银行提供了各国教育支出、教育质量和学生表现等数据。同样以《比较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评论》为例统计发现，2013年以来，两本期刊以上述数据库为来源展开的实证主义比较研究论文分别有85篇和56篇，占比约4.18%和10.43%。国家的宏观教育决策需要盘活海量数据和信息来服务于教育治理和学校改革。“循证”恰恰就是要以数据和事实信息为依据，通过比较分析而找到答案，这正是应对当今比较教育研究亟需提高解释力的办法。提升比较教育研究问题与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进而稳固比较教育学科在学术界的根基。
（四）研究目标：批判建构知识与理论
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批判建构知识与理论”，即“对问题的反思是否可信”。“批判精神”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过往多年，我国教育实况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确有不足之处，于是研究者往往本着对中国教育改革创新的关怀，在学术成果中尽显“方案”“对策”“路径”“启示”等，此类比较教育“对策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对推动本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中心的当下，中国比较教育学要想真正作出独立的贡献，就必须以发现知识和批判性建构理论为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不断反思，从学术的视角和国际的视野来分析中国问题，避免对策研究中无问题意识的简单描述性研究，并在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不断反思延展共性概念，提出富有见地的新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批判力不可或缺，它可以帮助研究者以理性思维和深刻反思来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指导决策的价值取向，避免盲目行动，提高研究效率和社会效能。我们无需因为担心得出的结果、建构的理论是否会被推翻、有效性又能持续多久而畏缩不前。“批判建构”意味着既批判又建构。在反复的批判过程中，学术界才会争鸣。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严重被削弱，从而严重阻碍了建构比较教育专业知识的进程。因此，坚守此终极目标才有利于促进对问题的深层次反思，也就是跳出问题本身的框架，基于反思精神与批判意识，不断地建构专业知识。
四、比较教育研究中问题研究的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指的是在进行科学或学术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步骤，包括问题的识别、分析、解决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技术路线特指用于比较不同教育系统、策略和实践的方法和步骤。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相对于一般的比较教育研究更加聚焦于特定问题的深入探究和解决，遵循“识别问题、分解问题、路径设计、浅析问题、深挖本质”的研究路径，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于对问题的深度分析和解决方案的生成。一是因为问题识别与定义具有复杂性。教育问题往往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涉及多个变量和因素。识别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但界定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发现问题，观察不同教育系统中类似问题的表现，以及在不同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下问题的变化。这个过程有助于研究者明确问题的范围和维度，避免过于宽泛或狭隘的问题陷阱。二是问题分解与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将大问题分解成更小的子问题或研究维度，有助于增加研究的可操作性。这使研究者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收集数据、设计实验或进行其他调查。例如，将教育不平等这一宏观问题细化为特定地区、特定群体或特定学科的不平等问题来进行比较，在不同国家或文化背景下比较以揭示共性和差异。三是问题性质与本质具有区分性。在比较后进行初步分析，探索问题可能的表面原因，可能得出资源分配不均、政策实施差异等表层因素。正确把握问题性质可以帮助研究者明确方法的选择，确保研究方法与问题的需求相契合。而参透问题的本质才是问题研究的终极目标，这可能涉及教育哲学、社会结构、文化价值观等更深层次的因素。科学的问题研究不仅要求按照一定的研究框架清晰地描述问题，而且要求按照适切的理论深入地分析问题。
（一）识别问题：到哪里去发现问题
王承绪先生强调，比较教育在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者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各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形成原因，并结合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以期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准则。相较于一般的比较教育研究，问题研究更加注重识别和界定特定问题。这种聚焦使得研究能够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教育问题，而非仅停留在表面的比较。问题研究往往由实际教育需求驱动，其问题识别过程更紧密地与教育实践和政策需求相联系。
在当前浮躁的学术风气下，从“微观叙事”入手对具体问题深入研究尤为必要，这也是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共识。比较教育研究涉及不同地区、文化与教育体系的比较，因此研究者发现问题的过程必然存在多元思维、多种事实的碰撞。具体而言，从官方角度来看，研究者可以通过国内外文献检索库查阅有关比较教育的书籍、期刊等，或者国际教育组织的研究成果与报告，各国教育部门的白皮书、官方网站，以了解当前的研究趋势；从非官方角度来看，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大规模调查与访谈等方式发现问题，或者运用社交媒体、参加学术小组或在线论坛等方式了解前沿观点。以上均为间接经验指引下的“发现问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研究者还应在真实情境中观察和分析教育现象，例如到不同国家的学校进行实地观察与调研等。
（二）分解问题：该确定什么子问题
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实际的、有意义的问题出发，“问题意识”则将此作为重点。然而，由于当今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极为广阔，使得学者们无法将精力集中到一个特定的课题，从而使得他们的研究结果变得模糊不清，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实际情况。这种“忽东又西”式的研究缺乏深度，最终难以获得同行学者的认可。为了提升“深耕”的研究效率，研究者应当具备对国际教育信息的敏锐洞察力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以便以特定的研究主题为核心。与一般的比较教育研究相比，问题研究通过分解问题提供更细化的分析，这有助于深入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策略。
在确定研究范围和理论框架之后，明确界定分析单元和研究内容至关重要。问题的细分使得研究过程更为高效，因为它允许研究者集中资源和注意力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借鉴贝磊（Bray）和托马斯（Thomas）提出的多层次比较教育研究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研究范围，从而有效收集数据。他们将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每个主要维度下都有子维度。在区域层面，这些研究对象被细分为世界、国家、州/省、学区、学校、班级和个人等七个子维度。此外，研究者还可以从多个角度，如种族、宗教、年龄、性别、全体人口以及其他社会性群体，来深入探讨研究问题。在探讨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课程内容、教学策略、资金投入、组织架构、政治环境、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多种因素都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如若想持续地、科学化地发现问题，必须在明晰研究范围后进一步从分析架构中靶向研究对象。
（三）路径设计：适合什么研究方法
问题研究需要根据问题的特性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这与一般的比较教育研究不同，后者可能更侧重于应用标准化的方法论。研究问题对研究方法有决定性作用，问题类型决定我们如何选择方法，问题性质决定我们如何设计具体的操作程序步骤。比较教育研究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旨在缓解甚至解决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中的纷繁问题。如此首先必然存在问题，才会产生追问“使用何种方法”的动机。在比较教育研究活动中，一是可以直接先从“比较”中产生问题，二来可以仅就自身问题去发现优势经验，再从优势经验中寻找“为什么它能做好”。若要解决问题，必须拥有一种问题意识，这种意识引领我们寻求问题的特质和类型，由此影响方法选择和解决思路。
学科视野中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三类，即基本方法、专门方法和具体方法。针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方法设计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有助于深入探索复杂的教育问题。在比较教育学中，基本方法常常用于收集和整理各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政策、制度和实践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比较和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特点和趋势。专门方法则是特定领域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比如统计分析、内容分析、案例研究、实验研究等，专门方法所分析出的教育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案可以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具体步骤则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设计的特定方法，例如对比法、分类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通常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基本方法和专门方法的优势。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方法角度来看，运用实证主义倾向下的研究方法，可以建立严密的研究框架和操作流程，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实证主义倾向下的数据分析方法也能够更好地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其局限性就在于，一是过于关注量化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容易忽略背后的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导致研究结果缺乏深度和广度。二是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方法多为定量研究，难以满足比较教育对多元、跨文化教育现象的全面解释。三是在应用中需要大量标准化测试和测量工具，这种限制使它并不适合探索涉及人类心理、信仰、行为等方面的复杂问题。因此，可以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来丰富定量研究的结果，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可以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模式，融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不同层面上探索教育现象的多维性和复杂性。方法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适合研究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比较教育中的问题研究应在专门方法和具体方法、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选择上进行优化设计。
（四）浅析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
比较教育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涉及多种因素和变量。研究者在进行此类研究时，必须先建立研究假设，这有助于指导后续研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方向。研究假设是指研究者基于对研究对象的把握而得出的合理推测或猜想。它们通常不是先入为主的偏见，而是通过相对充分的资料搜集和理论分析才得出的研究预期。例如，研究某国的教育治理问题，必须有这样的研究预期：该国教育治理已初步形成体系或存在一些经验与教训可资借鉴，否则该研究的选题便失去实用性价值。在问题研究中，快速地识别问题的潜在原因对制定初步解决策略至关重要，制定研究假设是比较教育问题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浅层分析可以为更深层次的探讨提供基础，帮助研究者定位问题的核心方面，并为研究者提供清晰的指引方向，使研究工作更加系统、科学和有效，确保研究过程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和实践意义。
确定研究假设需要依据比较教育研究的目标、问题与任务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研究目标是全面了解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现状，那么研究假设可以包括该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政策、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如果研究目标是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教育差异，那么研究假设可以涉及教育资源分配、学生表现、教师培训等因素。在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中，应体现出比较教育研究者对国际教育现象的基本认知，使用更为多元立体的视角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结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来建构合理的假设，使得比较教育研究问题的确立更为科学。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随时注意研究假设的可验证性、可操作性与可重复性。比较教育研究者应该认识到，研究假设并不是唯一的、永恒不变的，可以根据研究结果对研究假设加以修订和调整。只有存续于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才能推动比较教育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五）深挖本质：实际是什么原因
在比较教育问题研究中，运用与解释理论依据尤其重要。通过对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筛选、归纳和分析，比较教育研究者可以逐步循证甚至推翻自己的研究假设。然而，仅停留在对数据的统计操作和对教育现象的简单描述上是远远不够的。合理运用理论可以提供更深层次的解释，揭示出教育现象演变的规律，使比较教育问题研究具有更高的水平。比较教育研究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即是缺乏自身学科特色理论的支撑，使许多研究往往没有多种且统一认同的写作范式，也难以找到适恰的理论与问题及结果进行联结，导致最终的研究结论难以迁移且缺乏解释力。因此，研究者必须从相关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并将其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在寻找理论观点时，需要广泛查阅相关文献，并审慎地筛选、归纳和分析，以确保所采用的理论观点符合实际需要且具有可信度。
问题研究的核心在于不仅仅满足于表面原因，而是要深入挖掘问题的根本原因。这与一般的比较教育研究相比，后者可能更多关注描述性的比较而非深入的原因分析。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有助于提出长期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对问题的临时或表面的修复。因此，比较教育研究者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要避免脱离理论和问题范围、无端扩大论证范围，从而避免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同时，在剖析教育现象的演变规律时，需要深度挖掘文化差异，探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制度、课程设置、教育理念等方面的本质特征，并将具体的教育问题置于各国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以更好地揭示教育现象的演变规律。只有这样深挖问题本质，比较教育研究者才能建立起严谨的研究框架和科学的研究视角，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教育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五、结语
比较教育自诞生起即是具备开放、创新、融合、共生四种品质的学科，开放在于涉及多个文化背景和不同教育实践之间的比较，使得各种经验可以相互借鉴和启示；创新在于通过比较来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和观点，创造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融合在于交流和整合各种研究成果，形成更加综合和全面的认识；共生在于将比较研究与国际、本土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推动彼此进步。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加速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作用愈发显著，需要更加注重其开放性、创新性、融合性和共生性的品质，积极探索更迭研究范式，而非囿于绝对主义和单一方法的困境。现阶段的比较教育研究正越来越注重“问题研究”，向综合运用量化和质性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向发展，深入挖掘动态教育现象及教育问题背后所反映的真实规律。
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智能技术引领潮流的时代。面对海量数据，我们会感受到精力的有限；面对智能技术，我们会养成疲于动脑的习惯。强调问题意识的首要性，将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者从数据资料中解放出来，紧紧围绕问题研究将大大节省我们的精力。随着问题的解决，问题情境逐渐消失，理论便显现片面性，原本的理论基础或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新情境下的新实践，就需要进行批判建构。“大数据时代绝对不是一个理论消亡的时代，相反地，理论贯穿于大数据分析的方方面面。”综观人类发展史，“不破不立”一直在问题的指引下进行变革。只要研究问题是真实的，比较教育学就不会陷入价值困境中。探讨这些问题，提供比较教育研究的结论，就已然开拓了看待问题的视角；为凝聚多方智慧贡献力量，就是在为解决问题提供可能性，这便是比较教育学问题研究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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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王正青,岳川洋.比较教育问题研究的基本流程与技术路线[J].比较教育学报,2024(01):3-16.